关于这“五百字”的话题，在脑际里已萦回多日，原本只想让它萦绕几圈就“回”去得了，没准备放它从脑海里跳出来。读过去年最后一期《文汇报》上一条文化新闻《八年风雨二度梅半生心血三卷书》后，还是憋不住，也就只有一吐为快了。王火的《战争与人》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至于它能否成为文学经典，至于它的高下优劣，还是作者自己说得好，“是很难精确估量的，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一种宽容和厚爱”，“让读者去评判吧”。但是，王火为一部三卷的小说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”的创作精神，是很值得日产万字的作家们借鉴的。
说到日产万字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在极端推崇个人崇拜年代里一句令人不解的话：“一句顶一万句。”一句倘若能顶一句的用，那说话者的“话语霸权”也是不得了的；一句要顶一万句用，那只能喊我的天哪！想到这句话，是由文学上的事情引发的，还是回到文学话题上来。只要正视文学现实，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逆否命题“一万句顶不了一句”就能正确地成立。也就是说，在文学上有人写一万句，全是“正确的废话”，甚至是绝对的废话，根本顶不了别人的“一句话”。翻开《钱钟书散文》，不敢说随便找出“一句话”，就比过时下日产万字的作家们的“经典语言”，但只要认真读一读，就倍觉每页都有“一句话”掷地有声。譬如，“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。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，那有什么稀奇；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，这才见得本领。”（《谈教训》）譬如，“所以要‘革’人家的‘命’，就因为人家不肯‘遵’自己的‘命’。……所以，我常说：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。”（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）……还有那本人读人爱的《围城》，就奠定了学者钱钟书在文坛上的作家地位。我们读着，津津有味，那可是钱先生以每天五百字的速度写成的呀！
说了这么多，还未直奔主题，似乎有出租车司机故意绕道之嫌疑。开头就说“五百字”的话题已萦绕几日，缘于叶廷芳先生的《杨绛先生印象记》（见1997年12月22日《文汇报》）。或许因为钱杨相濡以沫，堪称美好婚姻的楷模，钱先生创作每天不过五百字，所以杨先生说：“我翻译很慢，平均每天也不过五百字左右。”好哉！又一个“五百字”。与杨绛共事三十余年的叶先生对此评价说：“她的这种严谨治学态度不禁让我们这些后生肃然起敬。”但如今，让我们这些后生肃然起敬的作家和学者是日渐减少了。当年（1944年）王了一先生为了“卖文章”而“写文章”，一篇千字文也要“苦费了五个钟头”，还为“制造这种字纸篓的供应品”而感到无以自解。而现今的作家（有的自称“码字匠”）日产万字后得意洋洋地口出狂言，一不留神怎么就成了《红楼梦》；学者也是不出几日就主编出了两套“百年文学经典”：一套是海天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》，一套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百年中国文学经典》。据韩石山先生统计，在这两套“百年文学经典”中，散文部分重叠的十六名作家中，收入作品完全相同者五人；小说部分重叠者二十五人，作品完全相同者九人。韩先生比较完后，“却怎么也睡不着”，“一面是煞有介事的学者，一面是文不对题的经典，这世界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？”（1997年《文学自由谈》第6期）大学者做得，小文人又为何做不得？于是，文坛掮客为虎作伥，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散文以“搭七巧板法”重复泛滥地充斥于各家书店，反映学术研究的新思想新成果不断遭到冷落。战乱时期，哲学界都出了冯友兰、金岳霖、贺麟、熊十力等专家意义上的大学问家；今天和平年代，为什么不能出大学问家呢？叶秀山教授分析指出了原因：学界中有人为了出名，故作怪论；有的钻到钱眼里，下了海或成了通俗作家；有的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天天忙着开会，不做学问了。
为了赚大钱，一句化作一万句来写，一日写一万字，也未尝不可，只要别说是精品；为了撑脸面，一把剪刀加上一瓶浆糊，也便著作等身，只要别说是经典；为了做学问，那就要舍得花时间，花精力，甚至要抢时间，但不管怎么个抢法，也不能以“大跃进”的速度行事。真要能使那学问和作品可传之后人，还是学学钱杨两位先生的做法。好哉，“五百字”！
